周恩来曾说过：“潮汕为中国革命贡献了两个经济人才，一个是理论的许涤新，一个是实践的庄世平。”
庄世平
庄世平是广东人，他在战争年代就积极在党的领导下，从事爱国救亡运动。1949年仲夏的一天，庄世平应邀到中共中央驻香港代表方方的住处，方方对他说：“在香港，我们现在已拥有一些公司、钱庄、报刊，但还远远不够，因为这些实体还难以担负起沟通华侨、打破封锁的重任。所以我想，在全国解放以前，在香港营造一个核心工程。你说什么行业才能担此重任？”
庄世平深知金融在经济工作中的重要地位，于是脱口而出：“办一家银行吧，金融才是整个经济系统的核心！”
方方说：“你说到点子上了，有什么困难吗？”
方方
庄世平回答：“从资金到人才，不能说没有困难。但今天我们拥有的一切，不都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创造发展起来的吗？”
方方紧紧地握住庄世平的手，激动地说：“创办银行的大任，我就交给你了！”
庄世平便一个人干了起来，他靠筹借的1万美元作为开办费，于1949年12月14日在香港最繁华的中环区德辅道中167号，创办了“南洋商业银行”。银行开业那天，庄世平挂起了香港岛上第一面五星红旗！
南洋商业银行
由于坚持“便利侨汇，服务侨胞”的宗旨，南洋商业银行一成立就迅速和国内各地区的中国银行和人民银行建立了业务往来的关系，不仅在侨汇业务上深得港澳同胞的好评和信赖，而且对一部分对新中国、对中国共产党不够了解的华侨，也起了沟通和宣传的桥梁作用。
1979年底，正是中央决策创办特区工作的关键时刻，广东省委、省政府邀请港澳人士来到广州，召开座谈会。庄世平也应邀参加，会前他已经认真阅读了已经草拟的各种具体做法的文件，感到十分失望：牵制多，条条框框多。特别是所得税率，高达30%，虽然比内地略低，但几乎是香港的一倍以上（香港税率为16.5%）。这样的特区，谁会来？
庄世平于是开始对有关部门负责人进行劝说，他说：“如果不按经济规律、不按国际惯例办事，这样的‘特区条例’，订它何益？”
但在当时，人们的思想都没有被扭转过来，因为税率比实行资本主义的香港还低，那岂不是会被质疑“我们更‘资本主义’”？庄世平的建议并没有被政府采纳。
庄世平终于怒了，1980年初，当人们讨论特区条例时，庄世平放言：“如果把这样的条例付诸表决，我和港澳的代表将投弃权票！”
庄世平
在那个年代，说出这番话是需要巨大的勇气的。庆幸的是，广东省委第二书记杨尚昆很快来找庄世平了解情况，并最终采纳了他的意见。1980年8月26日批准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将特区的所得税率定为15%，比香港还低，很快吸引了大批港商前来投资。
1980年3月，中央正式批准成立经济特区。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兼任深圳市委书记，他主动上门来找庄世平，希望从南洋商业银行贷款。庄世平却拒绝了这笔送上门的生意，他说：“你拿什么来还款呢？我这里是商业银行，钱都是客户的，到时候是要还本还息的，你如果借了款又还不了款，不是要我的命么？”
吴南生听后沉默不语，庄世平又笑着说：“你怎么还需要借钱？你脚下踩着的都是钱！只要卖地就有钱了啊！开了这个路，你就盆满钵满了！”
吴南生
这个建议在当时可谓是冒了极大的风险，因为宪法第十条第四款就明确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庄世平的话难免会让人质疑：搞个特区，连宪法都不顾了？
但庄世来却认为：国内一直把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混在一起，导致资源上的浪费和建设资金的缺乏。如果能借鉴香港，做到特区特办，将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将使用权拍卖出去，就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吴南生听取了庄世平的意见，但这个办法在特区内部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很多人都认为“特区不是殖民地”，对此坚决表示反对。庄世平却亲自表态：“办特区，就是要把市场经济引进中国来！”
在庄世平等人的努力下，1984年4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把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进行切割，增加“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的条款。庄世平的建议，引发了国有土地管理模式的新突破。
叶剑英接见庄世平
1987年12月1日，深圳特区政府顶住压力，“冒天下之大不韪”敲响了动地一槌。经过长达17分钟的轮番叫价，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525万元的最高价，成为这宗内地首场土地使用权拍卖会的“赢家”。自此以后，特区政府开始从土地使用权中获取大量资金，特区进入一个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
尽管为国家和香港作出了这么大的贡献，庄世平一生却清廉自律，出污泥而不染，握巨资而清贫。他身上几乎没有一件名贵衣服，手表也是老掉牙的精工表。南洋商业银行拥有几百亿元资产时，身为董事长的庄老却舍不得为自己购买专车，他上班都是步行或搭电车，而他在香港的住房，还是几十年前香港中国银行分配的，仅100平方米多一点。他外出洽谈业务，从不坐飞机头等舱，只坐普通舱；出差时，一直坚持自己洗衣服……
2007年6月2日，庄世平不幸病逝，享年96岁。7月8日，香港殡仪馆举行了庄世平的公祭及出殡仪式，葬礼按国葬的规格举办，时任香港行政长官曾荫权亲自前往致祭。出殡时为了表彰庄老对国家的贡献，在他的棺木上盖上了国旗。
庄世平的葬礼
邓小平满意地对霍英东说：开放搞对了
在资本主义的香港，霍英东是他那个时代最成功的豪商巨贾；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每一个历史节点也都少不了他的身影。
1950年12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后，美英等国开始对中国实施全面禁运，美方宣称：“凡是一个士兵可以利用的东西，不许运往共产党中国。”
此时霍英东已经拥有总吨位约1000吨的十几艘机帆船，他开始组织船队满载大陆所需的军用物资，绕过英国军舰的层层监视，最终卸货在深圳蛇口。
霍英东
从1950年至1953年的3年间，霍英东指挥船队夜夜开工，他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组织抢运物资。当时黑铁皮是主要禁运的战略物资之一，主要用来制作装载汽油的汽油桶，由于大陆缺少黑铁皮，苏联援助的大量汽油积压在中苏边境，无法运往朝鲜。霍英东带领船队加班运输，只用了两个星期就把6000吨黑铁皮全部运往内地。
当时中国侨办主任廖承志高度评价霍英东的爱国行为，他说：“数十万志愿军，要盘尼西林、止血药棉、汽油、轮胎……哪里来？还不是靠上中下、三教九流、八方神圣的手？”周恩来也高度赞扬霍英东对抗美援朝的积极支持，并称他为“患难之交”。
但霍英东晚年回忆此事时却十分谦虚，他说：“如果说当时我是为了支持抗美援朝、打破封锁禁运，那是骗人的，我没有那么高的认识。但说当时我一点认识、一点想法也没有，也不是事实。”
改革开放以后，霍英东感到为祖国尽力的大好时机已经到来了，1979 年，他和一些港商联合投资4000万港币，投资兴建中国第一家合资涉外宾馆——中山温泉宾馆，他自己吃住在工地，亲自督促指挥，1980年12月28日，宾馆宣告落成，被誉为改革开放的“繁花第一枝”，杨尚昆亲自出席了开幕式，并称它为“改革开放之光”。
中山温泉宾馆
1980年，霍英东又开始和广东政府接触，提出要在广州盖一家32层的五星级宾馆：白天鹅宾馆，这是建国后第一家中外合资的高级酒店， 也是第一家五星级酒店。
之所以给酒店取名为“白天鹅”，源于叶剑英的意见，霍英东告诉叶剑英自己要在广州沙面建酒店以后，叶剑英告诉他，那个地方本来叫白鹅潭，孙中山曾经在这里率领海军讨伐叛逆，于是霍英东把宾馆定名为“白天鹅”，意为这座宾馆将会像白天鹅一样振翅冲天、一鸣惊人。
在修建酒店时，霍英东提出了“四个自己”：自己投资、自己设计、自己施工、自己管理。他敢于提出这样的口号，就是想通过宾馆向全世界传递这样的信息：我们中国人完全能行。
1983年2月7日，白天鹅宾馆建成全面营业。这天霍英东让工作人员把酒店所有门全部打开，欢迎普通老百姓进来参观。当天来参观的人非常多，有些人还专门来用卫生间。结果工作人员发现一天之内就少了大量的卫生纸。
白天鹅宾馆
但是霍英东却毫不在意，他说：“没有关系， 地毯脏了也可以再换， 就是要让普通百姓感受到改革开放的好！”
邓小平非常欣赏霍英东的壮举，1984年1月，他第一次来南方视察时，就住在中山温泉宾馆，他在这段时间和霍英东朝夕相处，亲切交谈。
有一天，邓小平兴致勃勃地登上罗三妹山，俯瞰山下的中山温泉宾馆，不禁连声称赞：“很漂亮，很好！开放搞对头了！”
下山时，随行的工作人员建议邓小平沿原路返回，邓小平却意气高昂、一语双关地说：“不走回头路！”
邓小平和霍英东
邓小平还曾三次来到白天鹅宾馆，他曾称赞说：“白天鹅宾馆好！比美国的还要好！”霍英东也曾回忆说：“邓小平很欣赏白天鹅宾馆的面包，当他要离开广州去上海的时候，还在宾馆买了一些面包带到上海，到上海以后，他宣布再开放14个沿海城市。”
1984年是关于香港前途问题最关键的一年，霍英东毅然宣布捐资10亿港币设立霍英东基金会，支援祖国的四化建设，他说：“我成立基金会的唯一希望是把钱用在国家需要的地方，对祖国的现代化建设起一点促进作用，对海外侨胞发扬爱国精神起一点带头作用。”
2001年，北京赢得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以后，霍英东非常高兴，他半夜游泳了半个小时，并宣布捐款两亿元用于修建奥运游泳场馆，“水立方”游泳馆就有部分资金是霍英东出资的。
水立方
但遗憾的是，霍英东没能等到北京奥运会开幕的那一天，2006年10月28日，他因癌症在北京病逝，享年84岁。
霍英东去世后，棺椁覆盖五星红旗，行政区降半旗致哀。送葬当天，董建华、高祀仁、何鸿燊等十余人为其扶灵，这样的国葬待遇，是任何一位港岛富豪没有过的。
霍英东的葬礼
包玉刚捐款千万在北京建饭店，邓小平表态：由我出面接受这笔捐赠
1949年初，已经是上海市银行副总经理的包玉刚向上海市长吴国桢提交辞呈，带着家人南下香港创业。经过多年的奋斗，到1978年时，包玉刚已拥有200多艘巨型船只，载重吨位达2000万吨以上，超过美国或苏联国家所属船队的总吨位。1979年，包玉刚被国际独立油轮协会推选为主席，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世界船王”。
“改革开放”以后，包玉刚敏锐地感觉到大陆的新变化，急切地想为国家改革开放出些力，但当时“左”的思想在国内的影响还未完全消退，他还存在顾虑。正好包玉刚有一位姨表兄在大陆任职，他就是国家旅游局局长卢绪章，于是包玉刚试探着给他发了一封电报，表达了自己想要回大陆探亲的诉求。
包玉刚
但在当时的环境下，包玉刚被认为是大资本家，卢绪章收到电报以后，自己也做不了主，立即向中央进行了汇报，最后报到了邓小平那里。
邓小平表示：“船王要回大陆，是好事嘛！”他认为包玉刚回大陆探亲考察，对改革开放必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于是指示时任国家侨务办公室主任的廖承志给他回电：热情欢迎包玉刚夫妇回大陆。
在当时的形势下，包玉刚为了防止他赴京的消息外泄于新闻记者，决定与夫人转道日本东京再飞北京，1978年10月，包玉刚夫妇秘密到达了北京，他亲眼目睹了内地的变化，得到了一个确切的信息：中国关心香港的发展，而且会尽力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
包玉刚夫妇回大陆探亲
1979年，包玉刚通过表兄卢绪章，表示自己将以父亲包兆龙的名义向内地捐款2000万美元，其中1000万用于在北京建造一座现代化的饭店，另外1000万用于在上海交通大学兴建一座现代化的图书馆。
1980年3月15日，包玉刚受邀到北京商谈订购船舶及航运合资经营等事宜，在会谈时他又提到了给北京捐款建饭店的事。包玉刚是个孝子，他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希望饭店能以他父亲的名字命名，叫“兆龙饭店”，他还表示，只要大陆方面同意，捐款马上可以到位。
当时负责主管旅游饭店建设工作的庄炎林听后非常高兴，他认为在福建、广东，许多华侨捐款建学校、医院，经常以他们自己或亲属的名字命名，包玉刚的要求并不过分。
但这1000万美元的支票却没人敢接，因为建国后党内一直强调自力更生，拒绝一切外援，而且有些领导认为：如果饭店以资本家的名字命名，这不是为资本家树碑立传吗？这到底是爱国还是卖国？
庄炎林把此事报告给了廖承志，廖承志也很支持庄炎林，他说：“华侨爱祖国、爱家乡与多做善事、光宗耀祖，两者一点也不矛盾。一个世界级船王，能对祖国有这片心意，已经是很不简单的事了，何必对人家这一点点敬老扬名的愿望吹毛求疵呢？”他建议庄炎林把此事写成报告，直接向邓小平进行汇报。
廖承志
邓小平知道以后，对廖承志说：“人家无偿捐资1000万美元给我们建旅游饭店，对我们社会主义建设有利嘛，何乐而不为？人家讲孝心，也是好事嘛，我们共产党人要讲人情啊。何况人家对我们有贡献，纪念纪念也应该。”
廖承志说：“是啊，送上门来的好事，有些人就是不同意。”
邓小平说：“别人不同意，那就由我出面接受这笔捐赠，替饭店题个名。”于是他亲笔写下了“兆龙饭店”4个大字，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为外资饭店题名。
在1981年7月6日，邓小平正式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包玉刚和包兆龙，他紧紧地握着包玉刚的手说：“我们早就应该见面了。”
邓小平接见包玉刚
尽管是初次见面，但两人却相谈甚欢，他们从大陆的经济聊到世界政局，从航运的经营聊到香港的前景，会谈结束时，邓小平高兴地对包玉刚说：“你跟别人不一样，你是实干家，干实际事情的，不是只说不干的，欢迎常来。”
同年12月，包玉刚和包兆龙再次来到了北京，邓小平于12月8日在钓鱼台国宾馆再次会见了他们父子，对包玉刚心系祖国内地建设、准备捐款在北京兴建宾馆和在上海兴建图书馆的举动表示了肯定。
更令包玉刚兴奋的是，邓小平随后亲自参加了宾馆捐款的签字仪式，他亲手收下了包玉刚双手递上的1000万美元支票，感慨地说：“你们要知道，我们现在办事的效率就这样，定个名字、找个地方就那么难，拖了一年多，今后一定得想办法改进。”
邓小平对兆龙饭店的筹建工作十分关心，他指示说：“兆龙饭店是政治问题，如果捐赠都搞不好，谁还敢来投资合营？请国家旅游局在北京找块最好的地方给包玉刚建一个饭店。”
1985年10月，由邓小平亲笔题写店名的“兆龙饭店”落成，邓小平亲自出席了当月25日饭店举行的剪彩仪式。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此时包玉刚的父亲包兆龙已经病逝，廖承志也因心脏病突发去世，他们没能亲眼见到饭店落成的这一天。
兆龙饭店
包玉刚这天非常激动，他紧紧握着邓小平的手说：“主席，您能亲自参加兆龙饭店的开业仪式，是对我包玉刚莫大的鼓舞，是我们包家的荣幸，也是兆龙饭店的荣幸。我代表我们包家和兆龙饭店的全体员工感谢您！我爸爸在天有灵，也一定非常高兴。”
1984年10月28日，包玉刚回到了自己的故乡宁波探亲，他很想为故乡做点事情，于是问陪同的宁波市长耿典华：“现在宁波最缺什么？”
耿典华告诉他：“宁波现在最缺的就是人才，但是现在还没有一所综合性大学，地方培养人才很困难！”
包玉刚当晚回到宾馆以后，彻夜难眠，他深深地认识到要现代化，教育是最重要的，没有合格的人才，什么事情都做不好。他决定投资帮助家乡创办一所大学。
一个多月以后，包玉刚在北京又见到了邓小平，向他提到了自己最近回宁波探亲的情况，又表明了自己准备捐款5000万元创办宁波大学的意向。他对邓小平说：“宁波条件好，很有发展前途。”
邓小平也非常支持，他说：“你们要和大连比，大连发展不错！”
包玉刚则以宁波人的身份邀请邓小平去宁波看看，他说：“您什么时候去宁波，我随叫随到！”
邓小平也笑了，他说：“很想去看看宁波啊！”
在1984年12月19日，包玉刚在北京与宁波市长耿典华签订了关于筹建宁波大学的正式协议。邓小平知道以后，非常高兴，他亲自为宁波大学题写了校名，而且不到半个月，他的题字就被送到了宁波大学。
1985年10月28日，宁波大学举行盛大的奠基典礼，邓小平专门委托时任国务院代总理的万里前往参加，万里把邓小平对一位港商爱国热心的肯定和嘉许带到了宁波，这让包玉刚和家人深为感动。
宁波大学
1991年9月22日，包玉刚在香港病逝，享年73岁。当时已离休在家的邓小平当即向包玉刚家属发去一份情真意切的唁电。
这就是香港曾经一代实业家的风采，也是他们为民族大义奔赴的豪情！他们的壮举，将永远被祖国和香港人民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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